总述

买卖合同(01)涉及到了民事案件审理中遇有民事行为违反行政法规时的处理以及连环债务纠纷等。

买卖合同(02)则从民事行为系属要约还是要约邀请的区分定性,承诺是否生效,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等方面展开。

买卖合同(03)则同样涉及到了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的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事诉讼中适格被告的问题。

而买卖合同(04)则谈到了债权让与以及“票”的性质问题。

买卖合同(05)着重关注了买卖合同中的赠品在买卖合同中的性质问题以及合同所涉标的物检验问题。因该案发生时,《合同法》尚未出台,所以该案审判时依据了当时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中关于标的物检验的相关规定。此外本案审理中,法院对于事实问题、法律问题的处理也有许多借鉴学习之处。

全文长,字数多,诸位读者可择感兴趣的部分选阅。之后的每个案例的审判及评析会附于次日案例的第二部分,以供可及时学习。下周的五个合同仍为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01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富强”和“湖北河口”签订合后,“江苏富强”未按合同规定交付给“湖北河口”货款,“江苏富强”是与“江苏东台”签订合同并交付货款的。“湖北河口”所得汇票系从“上海福龙”退回的购货款。“江苏富强”要求“湖北河口”返还预付款,不予支持。“湖北河口”缺乏供应彩电的履约能力,双方原订合同显属无效。“江苏富强”要求返还两次支付定金4000元,可予支持。“湖北河口”反诉“江苏富强”未按约付款,要求“江苏富强”承担违约责任一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1988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

一、“湖北河口”应返还“江苏富强”定金4000元;

二、双方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江苏富强”不服,以“认定‘湖北河口’所收汇票系‘上海福龙’归还的欠款依据不足,‘湖北河口’已实际收取汇票款,应予返还”等为理由,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东台”在和“江苏富强”签订合同取得汇票款后,未按约供货,且将汇票以抵债之款交付“上海福龙”,该部又以退还预付款和偿还利息交付“湖北河口”。“江苏富强”及“江苏东台”“上海福龙”三方违法流转银行汇票进行相互抵债,违反银行专款专用的金融管理法规,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湖北河口”违法占有“江苏富强”货款应予返还,且缺乏供应彩电的履行能力,一审判决其返还“江苏富强”定金并无不当。“江苏富强”擅自流转汇票,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亦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据此,二审法院于1989年8月18日作出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

三、银行贷款利息由“江苏富强”自负。

二审判决后,“湖北河口”不服,先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指令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读该案再审。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为:“湖北河口”在与“江苏富强”签订彩电购销合同时,并无可靠货源,其在登记注册地以外地区买进卖出彩色电视机的行为,依法系就地转手倒卖紧俏耐用消费品,双方原订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属无效。对此,“湖北河口”应负主要责任,其所收“江苏富强”的合同定金应予返还。“湖北河口”的反诉请求因合同无效已丧失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所争汇票并非“江苏富强”向“湖北河口”支付的合同货款,“江苏富强”依原订合同请求“湖北河口”返还汇票款并无事实依据。该汇票签发于1987年10月4日,应受中国人民银行1983年12月28日《票汇结算办法》规范。出票人淮阴汽车经营部将记名汇票交给“江苏富强”作为借款,“江苏富强”将汇票交给“江苏东台”以支付合同货款,“江苏东台”将汇票交给“上海福龙”,“上海福龙”再将汇票交给“湖北河口”,三方以此汇票款分别抵偿债务的一系列行为,违反了《票汇结算办法》第五条有关“汇票一律记名,不准流通转让,不准涂改、伪造”的规定,应属无效,并不能产生各当事人原预期的转让汇票权利之法律效力。该汇票关系人仍仅为票面载明的出票人和收款人两方。“湖北河口”因不能提供占有出票人汇票款的有效依据,其对该款的占有应属不当得利。但“江苏富强”并非该汇票权利主体,依法不享有对该汇票款的返还请求权。原二审判决认定各当事人转让汇票行为无效正确,但判令“湖北河口”将票款返还给“江苏富强”,并无依据,应予纠正。原一审判决确认“湖北河口”对票款的占有权不当,应予纠正。但判决驳回“江苏富强”此部分诉请与事实无悖,可予维持。据此,再审法院于1991年11月20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原二审判决;

二、维持一审判决。

【评析】

本案先后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等几次审理,涉及购销合同、金融管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理清两者关系,分清责任,颇有研究意义。

本案原告“江苏富强”的诉请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要求被告返还定金并承担违约责任;二是要求被告退回汇票款。从案件事实看,原告与被告确实订有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有交付定金行为;被告也确实收取了汇票款。但是,原告除了两次向被告交付定金共4000元外,并未依约将汇票(货款)交给被告,被告所得汇票是第三人“上海福龙”向其履行债务而交付的。从合同关系讲,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原告除了交付4000元定金外,未付货款(交付汇票);被告亦未交货,故合同双方无任何实现合同本意的履约行为,没有形成购销合同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从票据关系讲,原告既非汇票的出票人,也不享有对该汇票的所有权(在其把汇票交付“江苏东台”时,其对该汇票的所有权即已丧失),又没有把汇票交给被告的情况下,原、被告间不存在票据权利义务关系。据此,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了双方的合同纠纷,驳回了原告要求返还汇票款的诉请。至于本案中涉及的汇票违法流转系违反金融管理的行政处罚问题,本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可以不予审理。如此结案,应是无可非议的。

二审指出了“江苏富强”“江苏东台”“上海福龙”三方违法流转汇票相互抵债,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行为,并据此认定“湖北河口”违法占有“江苏富强”的货款,而判令“湖北河口”返还。再审重新认定了该汇票并非“江苏富强”向“湖北河口”支付的合同货款,“江苏富强”不享有对该汇票款的请求权,纠正了二审判令“湖北河口”返还“江苏富强”汇票款的错误。但是,又认定“湖北河口”对该汇票的占有为“不当得利”。对此不当得利,是否应该返还?返还给谁?再审判决未作交代,最后却维持一审判决,这显然矛盾。

被告支取汇票款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从民事法律关系讲,第三人“上海福龙”基于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该汇票交给被告是履行其债务的民事行为;被告接受汇票并支取票款,是行使其债权的民事行为,是正当合法的,而不是非法占有或不当得利。同样,第三人“江苏东台”将汇票交付第三人“上海福龙”,“上海福龙”接受该汇票,也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清结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亦应予以保护。从行政法律关系讲,被告接受以自己为“收款人”,且票上所载各项内容符合金融管理规定的汇票,就可向相关银行提示、请求付款,银行即可支付,这是通常正当的票据承兑行为,亦非非法占有或不当得利。至于原告和两个第三人违反198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票汇结算办法》中有关汇票不准流通转让的规定,非法流转汇票,违反的是金融管理规定,其违法行为应由金融机关处理,而不能以民事责任对其进行制裁。况且,被告亦不是汇票的非法流转者。

就本案来说,票据流转行为,同时也是原告与“江苏东台”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江苏东台”与“上海福龙”、“上海福龙”与被告分别清结各自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它出自几方当事人的意愿,符合几方当事人的利益。虽然这是以原告及两个第三人非法流转票据的行为实现的,有轻微违法,但凭借这一行为实现的结果,却是令几方当事人满意并对他方无害,有利于减少诉累,法院在指出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可予以维持其结果。

最后,再审判决维持一审的结果,是正确的。

买卖合同02

【审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原业务员叶国斌在2002年4月20日曾代表被告向原告签订过购买S级枇杷罐头,并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尔后在5月13日又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单位发传真订货,所使用传真号码与以前相同均为同一号码,而当时被告并未通知原告叶国斌已经离开该公司,致使原告有理由相信叶国斌有代理权,而按该计划实施生产,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其结果应归于被告。同时,该传真件系被告向原告这一特定人发出的,其表述出来的意思是表达了要约的意愿,包含了受要约拘束的意思,有希望与原告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在具体条款中也标明有明确的标的物和数量。虽然没有约定价格条款和交货时间,但基于原被告之间在之前的4月20日和之后的7月16日均进行过同类产品的交易,故仍可根据日后合理的方式交易习惯或者法律规定的填空条款加以确定,以此来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因此法院认定该传真件系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要约。原告收到要约后,虽按要约要求及时完成了九个货柜枇杷罐头的任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合理期限内将承诺到达受要约人,而起诉时期已在2003年5月12日,距离要约时间已长达近一年,故承诺未生效。据此法院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黄岩第三罐头食品厂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即:(1)工艺品公司业务员叶国斌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还是表见代理。(2)该传真件的内容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3)承诺是否有效。现逐一作以分析。

一、是无权代理还是表见代理

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因无权代理而签订合同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1)根本没有代理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签订合同的人根本没有经过被代理人的授权,就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合同;(2)超越代理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有代理关系存在,但是代理人超越了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与他人签订了合同;(3)代理关系终止后签订的合同,这是指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原有代理关系,但是由于代理期限届满,代理事务完成或者被代理人取消委托关系等原因,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但原代理人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从法理上来讲是一种效力未定的合同。这三类情形如果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则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而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原则是为了保护交易秩序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它属一种广义的无权代理,故与效力未定的代理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

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除了满足效力未定代理中的三种情形以后,还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所谓善意就是指按照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没有代理权;所谓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2)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有一定的事实足以使相对人信赖代理权存在(代理权存在的外观),《德国民法》规定了下列三种情形应成立授予代理权继续存在之表见代理:①曾向第三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其代理人而于代理权消灭时未为通知者(《德国民法》第17条);②曾以特殊之通知方法或公告向第三人表示代理权之授予,而未依同一方法,为代理权之通知或公告者(《德国民法第171条);③代理人向第三人提示未交付之授权证书者(《德国民法》第172条)。从本案来看,叶国斌原系工艺品公司授权与罐头厂进行买卖交易的经办人和代理人,且该笔交易已经顺利完成,对这点双方均无异议。从5月13日传真件上显示,叶国斌仍是用原先订合同时使用的工艺品公司的传真号码和信笺纸及名片。从代理权的外观来讲,与工艺品公司有一定空间距离的罐头厂在未接到工艺品公司的通知(即告知叶国斌已经离开该公司)之前,确实无法得知其权利的内部变化(其实叶国已为无权代理),基于对代理权继续存续的信赖,对此作出承诺的是善意相对人。而工艺品公司所负的责任是怠于履行其注意义务,而并非过错责任,这种结果应当归于工艺品公司,故工艺品公司应承担该项表见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

二、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要约人向他人提出的愿意按一些确定的条件同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这个意思表示明示地或者默示地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拘束,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要约的构成由以下三方面条件构成:

1.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是一种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并愿意受拘束的意思表示。

2.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能够让人能明白推断出要约人有订合同的意图,并且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条款。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如合同中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交付的时间、地点等条款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当事人依据这样的合同一般都能顺利地履行合同规定中的义务。但是有些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对合同的一些条款没有加以约定或者是约定不够明确。例如合同的当事人对合同的标的和数量等内容作了规定,对合同留待以后确定;还例如,合同的双方经常进行交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很多内容没有加以约定。这样的合同如何履行?在双方对这样的内容发生了争议后,如何确定合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这样的合同,如果发生了争议,就意味着当事人对合同的条款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也意味着合同没有成立。但是笔者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那么合同的条款可以由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自由约定。合同必备条款虽然是判断合同能否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也并非是唯一标准,应该视具体的情形而定。当事人就质量、价款、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仍不能确定的,《合同法》还规定了补充条款,该条款针对质量、要求、价款、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和履行费用不明确的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说,要约人的要约只要达到了足以确定合同程度,能够通过对合同的补漏,能够达到合同的目的即构成了要约,从而确保双方的合同利益,而不必详细载明每一条款,如果轻易地以条款不具备而否定要约的成立,这势必会损害一方的利益,有违合同自愿原则。

3.要约通常应当向特定的人作出。要约的目的是成立合同,而合同是成立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因此要约的对象通常情况是特定的人。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要约向不特定人所作的要约。比如设置在某些公共场合的自动售货机。这种情况就属于,设置这种自动售货机的人,与任何投入约定相应货币的人,有订立商品买卖合同的默示意思。顾客投入货币应理解为依意思实现而成立合同。在司法实践中,要约与要约邀请虽然在理论上分得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上却颇难分辨。各国立法和实践对此所规定的标准也不完全一致。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要约邀请是指一方邀请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也就是,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在发出要约邀请时,当事人仍处于订约的准备阶段。要约邀请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它既不能因相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也不能因自己作出某种承诺而约束要约人。从本案的这件传真件来分析。其一,在传真中有“请按此计划安排生产,请注意质量!”的语句。从文义上分析具有比较明确的订立合同的意愿和期待着回复的意思。其二,传真件中标明有订购枇杷罐头S级520FT,M级3×20FT,L级1×20FT。这里包含了合同的主要条款:标的以及数量,并对质量提出了要求,虽然未约定价款和交货时间,但由于原被告之间已经订过一个S级的枇杷罐头,时间相隔不大,其价格相对较稳定,并且原告也提供了浙江省罐头行业会出具的该类产品的销售参考价格。因此,对于价款和交货时间等不足条款是可以通过补充协议或者补充习惯以及填充条款来补漏完整从而实现合同目的的。因此该传真件更符合要约构成的要件。

三、承诺是否生效

本案中,罐头厂接受了工艺品公司的要约以后,按要约的要求积极组织原件安排生产。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受要约人罐头厂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对要约人工艺品公司要约的“同意”的意思表示,符合承诺需“明示”的原则。按法理,承诺生效是指受要约人的意思表示,于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现实生活中承诺无须通知的情形大致可分三类:(1)依交易习惯,承诺无须通知,比如订旅馆房间,依价目表向书店购书等;(2)按事件的性质承诺无须通知,如自动售货机的设置;(3)按照要约人要约当时事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罐头厂以履行行为作出承诺的方式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形的,原则上也是需要通知的。由于本要约中没有确定承诺的期限,并且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传真)作出的。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诺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到达。这个“合理的期限”应该从综合多方面因素加以考虑,其中有要约人发出要约所使用的载体。两地的间隔距离,通讯联络的方便程度等。本案中原被告所在地系浙江省的两个相邻地区,通讯联系比较方便,一般信件邮递时间不会超过七天,故以传真发出要约的承诺期限应当不超过信笺交邮送达的时间。本案中罐头厂无法举证其将承诺的通知在合理的期限内到达工艺品公司。直至2003年5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才通过诉讼到达承诺通知,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常理判断的合理期限,属于逾期承诺,而工艺品公司又不予以追认,故该承诺无效。因此,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买卖合同03

【审判】

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士勇不是集团总公司的人员,而是河北一建的人员,且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也未与石景建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集团总公司对王士勇的行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石景建材公司与集团总公司无权利义务关系,集团总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石景建材公司要求集团总公司承担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石景建材公司要求王士勇承担责任,因未能提供王士勇的具体地址,本院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12月9日裁定:

驳回石景建材公司的起诉。

石景建材公司不服房山区人民法院的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王士勇向该公司购物时出具的银行转账支票都是集团总公司的支票,且王士勇从未谈起是河北一建的人员,不知集团总公司与河北一建是什么关系。但集团总公司既然将本单位的银行转账支票交给王士勇购物,就说明他们之间存在授权委托关系,且在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集团总公司又用自己的支票还款2万元,怎么能说我公司要求集团总公司还款证据不足呢。王士勇找不到,集团总公司就应承担责任。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改判。

集团总公司除坚持原答辩意见外,又称:其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之所以又用支票还石景建材公司欠款2万元,是因河北一建的分户账内有2万元欠款,代为其偿还欠款,其余欠款不同意由自己给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士勇虽然是河北一建的业务员,并非集团总公司人员,但是,王士勇购物时使用的是集团总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证明集团总公司同意王士勇以自己的名义购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石景建材公司即可认为王士勇之购物行为系代表集团总公司,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集团总公司负责,并无不当。因此,该笔欠款应由集团总公司给付石景建材公司,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石景建材公司起诉不妥。因王士勇实际是为河北一建购物、并非为自己,因此,石景建材公司起诉王士勇个人也不妥。

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石景建材公司与集团总公司互谅互让,于1998年4月22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集团总公司再给付石景建材公司2.4万元。已当庭执行完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

【评析】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法院认定购物及欠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仅对本案之欠款应由谁归还,即谁是本案合格的被告,石景建材公司应向谁追索此笔欠款存有争议。从本案纠纷的事实及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来分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定及处理是正确的。

1.王士勇是河北一建的业务员,向石景建材公司购物虽是其经手,但所购之物并非是个人所用,而是为河北一建承包的建筑工程所用,因此王士勇从石景建材公司购物之行为只能是代表单位,或为河北一建,或为集团总公司,决非代表其个人。因此,石景建材公司追索该欠款只能依据购销合同的法律关系向购物的一方追索,而不能向购物方的代理人或经手人追索

2.集团总公司与河北一建之间的建筑承包关系。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与河北一建之间约定的为河北一建在银行设立账户、在第八工程公司会计处为河北一建设立分户账,均属该双方之约定,与第三者石景建材公司无关,对石景建材公司也无任何约束力。因此,集团总公司以与河北一建之间的上述约定抗辩石景建材公司之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此下判也无法律依据。本案处理之依据只能审查王士勇在向石景建材公司购物时其行为的代表性,是代表河北一建还是代表集团总公司。

3.王士勇向石景建材公司购物时除使用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的银行转让支票能证明其行为的代表性外,未再出示任何证明其身份及行为代表性的有效证件。根据民法“表见代理”之理论,王士勇使用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向石景建材公司购物时,虽不具有集团总公司明文的授权(代理权)证明,但其使用的银行转账支票确是“授权”的一种重要的“表面”证据,依据此表面证据,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石景建材公司相信王士勇有代表集团总公司购物的资格,即有代理权。据此,该购销合同法律关系的后果只能由支票的出票人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承担。

4.王士勇虽然是河北一建的业务员,并非是集团总公司的人员,但是王士勇向石景建材公司购物时使用的是集团总公司第八工程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证明第八工程公司是同意王士勇以其名义对外购物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石景建材公司即可以认为王士勇的购物行为系代表集团总公司,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集团总公司负责。集团总公司承担该笔债务后可向河北一建另行追索。这样才能保证商业交往中的交易安全。

【责任编辑按】

本案在实体法上,究应依民法的表见代理制度处理,还是应依《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无权代理的追认制度处理,虽然在结果上都将导致本案被告(本人)承担返还欠款的责任,但因我国立法上关于无权代理问题规定上的缺陷,由本案可以看出实务上的困惑:在实务上区分两者到底有何法律意义。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善意第三人(相对人)在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并据此与行为人为民事行为,该项民事行为的效果应直接归属本人(被代理人)的一项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表见代理在本质上属于无权代理的一种,但可直接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但在立法目的、功能及其构成要件上,两者明显不同)。表见代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即维护交易的“动态安全”,注重法律行为本身的社会意义及其目的。而《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无权代理的追认制度的规定,其基础也是无权代理,但其效力确定应以本人是否追认为条件:本人追认的,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本人应承担该民事行为带来的后果;本人不追认的,则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后果。由此可见,无权代理的追认,在于赋予本人的追认权或否定权,立法目的在于对本人的保护,体现“静态的安全”。显然,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确认为表见代理,善意第三人胜诉是必然的;依无权代理的追认处理,即使本人追认,善意第三人未必有胜诉利益,因为本人是否追认,本质上是以对本人是否有利为条件的。

表见代理虽在本质上属无权代理,但它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其一,在客观表象上,行为人所为之行为事实,足以使相对人合理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即行为人具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而且这种授权的外表或假象达到了令相对人足以合理信赖的程度。这种外表和假象,是本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有某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所造成的。如本案被告的银行转账支票上要求所盖私章与预留印鉴一致,反映的即是被告与私章人王士勇之间的隶属关系及王士勇有权持被告这种银行转账支票进行结算行为的外表或假象,按通常的习惯,这种外表或假象足以使任何相对人相信王士勇的行为是被告的行为。而无权代理情形下,行为人不仅实质上不具有有效的代理权,而且其行为表面上也产生不了足令相对人确信其是代理本人的联想。其二,在主观上,相对人是善意无过失的,即相对人不知行为人的行为欠缺代理权,相对人的这种不知情不可归咎于行为时他的疏忽过失。而无权代理情形下,无权代理的认定并不考虑相对人的主观因素问题,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仅与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有关。

在表见代理情形下,因具有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的规定性,故本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予以抗辩,也不得以本人无过错抗辩,仅有是否成立表见代理的抗辩权。而在无权代理中,无权代理是本人的最大的抗辩理由,并根据实际情况和切身利益,本人可行使追认权或否认权,从而决定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是由本人承受还是由行为人承受。

综上所述,可进一步认识两者的法律性质。表见代理对于本人承担行为人行为的后果具有直接强制性,意在绝对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无权代理的追认对于本人承担行为人行为的后果是任意性的,意在相对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见,表见代理是弥补了无权代理制度对相对人保护不力的缺陷。在实务上区分两者,对本人、行为人、相对人来说,有根本利益的不同,两者不能并用。

买卖合同05

【审判】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所签两份合同均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在收货后不依约给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并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对由卖方托运的凭件数交接的货物,如认为数量短少,买方应在货到后十天内凭验收书面证明和运输部门的交接证明通知卖方。被告收到第二批货的时间为1998年4月12日,直至1998年4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仍未对货物的数量提出异议,因此应视为原告供货数量符合合同的约定。被告所称原告供货不足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交易的标的物为香水及香水瓶,香水分销机系原告在被告购买香水达一定数量后免费赠送的物品,并非合同的标的物,更不是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被告不能以免费赠送物品的质量问题作为拒付合同标的物价款的抗辩理由。

被告所称香水分销机有质量问题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中原区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李祥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原告广州聚之成有限公司货款37800元,并支付滞纳金3515.40元。

被告李祥不服一审判决,以1998年月12日原告未按约定将香水瓶送来,发运的香水数量不足,香水分销机质量不符合要求,给其造成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没有补足约定的香水数量,其只能承付已收到的货物的款项为由,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广州聚之成有限公司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要求维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9年5月2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系一起附赠品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为促销而赠物系商家常用的一种促销手段,在商业上无可厚非。但促销赠物的性质是什么?买方能否以赠物的瑕疵作为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的裁判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同时一审法院在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方面也颇具新意。

本案被告提出了两个抗辩理由以支持其拒付货款的行为:第二次供货数量不足和香水分销机有质量问题。被告提出第二次供货数量不足,缘于1998年4月28日收条上只确认收到了香水及机器壹套,并未明确指出收到香水的数量。被告试图利用收条上数量表示的模糊性来达到少付货款的目的。其实,解决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法,如被告是打收条之人,对收条解释时应作对其不利的解释,或者按香水销售中的习惯来解释壹套的含义。但一审法院未采取上述方法。一审法院的处理实质上是在认为,案件事实应受制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例如在工矿产品购销案件中,买方以货物质量或数量问题为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时,法院并不需要先去查明货物是否存在质量或数量短少问题,而应先查明买方提出异议的期限和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对产品的外观、品种、型号规格的异议是否在收货后十日内提出,是否以书面形式提出。只有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和方式符合法律规定,货物的质量或数量问题才能成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反之,提出异议的时间和方式就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货物的质量或数量问题因法律的强制规定而丧失意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由供方组织装车(船),凭现状(或件数)交接的货物,需方在卸货时,无法从外部发现货物丢失、短少、损坏的,应由供方负责的部分,需方可以凭本单位的验收书面证明和运输部门的交接证明,在托收承付期内,可以拒付丢失,短少损坏部分的货款,并在货到后十天内通知供方,否则,即视为验收无误”。本案中原告系以托运方式将香水交付被告,被告应在货到后十天内通知原告供货数量不足,超过规定的期限,就视为原告供货数量无误。被告收到第二批香水的时间为1998年4月1日,直至1998年4月28日在其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并未对香水数量提出异议,因此就应视为原告供货数量符合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收货的时间及在十天内未提出数量异议的事实才是本案中有法律意义的事实,避免了在查实香水供应数量是否不足方面浪费过多的精力。

被告提出的第二个抗辩理由是香水分销机有质量问题,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因此货物应予退回,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香水分销机有质量问题的论点,原告提供了技术监督部门的检查记录和鉴定报告。通常情况下,法院或者去技术监督部门核实这些证据,或者自行抽取样品送去检验。但一审法院非但没有去调查核实被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在判决书中甚至没有提及被告提供的这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解决本案的关键并不在于核实香水分销机是否确有质量问题这个事实,而在于回答一个法律问题,即买卖所附赠物的瑕疵能否成为拒付合同标的物价款的抗辩理由?如不可以,则香水分销机有无质量问题对案件处理没有任何影响;反之,法院则需去核实质量问题是否确实存在。

商家为促销而赠物,买方需完成商家(卖方)指定的行为,通常是购物到一定数量或金额,方能得到赠物。从需要完成一定的指定行为看,促销赠物与悬赏广告是一致的。而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在大陆法系国家历来有罗马法上之契约说与日耳曼法上单独行为说之争,各家见解不一,未获定论。1995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倾向于契约说,即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而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就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但本案一审法院却采取了单独行为说的理论,将买卖契约的完成作为卖方(即原告)负担给付赠物义务的根据。即原、被告在买卖合同中交易的标的物为香水及香水瓶,香水分销机并非合同交易的标的物,而是原告在买卖合同成立后,自己单方面给予的赠品。被告得到香水分销机无需额外支付价款,被告所支付的价款系用于购买的香水及香水瓶。既然香水分销机是原告在购销合同成立后免费赠送的物品,与交易的标的物香水及香水瓶无关,那么被告就不能以香水分销机的瑕疵为理由而拒付所购的香水、香水瓶的价款。买珠赠椟,岂能以椟之瑕疵而拒付珠之款?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不能以赠品的质量问题作为拒付合同标的物价款的抗辩理由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关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一审法院结论的正确性。

被告在其答辩中提出了赠香水分销机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赠物有瑕疵,则买卖合同不生效,这一推论是否成立呢?所谓附条件的契约,条件成就,契约始成立,条件成就于前,契约成立在后。而本案中,购买香水、香水瓶这一买卖契约完成在前,赠香水分销机在后,前后顺序不同,法律性质迥异。因此赠香水分销机并不是买卖契约成立的前提要件,被告的该理由也是不成立的。

法官审理案件,首先需查明事实,方能正确适用法律。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需要全部的客观事实,有些案件需要查明的仅仅是“有特定法律意义的冲突过程中的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由法律规定能直接决定某种法律结果的事实,这些事实将用于决定和支持法官的裁决,法官就没有必要再去查明那些没有法律意义的客观事实了。本案一审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取舍,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值得借鉴。